经过忙碌的圣周后，我有幸于4月1日至4日在阮俊英神父的陪同下探访了越南春禄教区。截至2021年，当地有超过100万名天主教徒、300多个堂区、超过490名教区神父和180名修会神父。这是我第一次到访春禄教区，香港教区得蒙眷顾，能够有三位来自春禄的传教神父前来服务。除了阮俊英神父之外，还有阮唯心神父和范清牒神父。
这些越南神父的临在和服务为香港教区很重要。因为我们服务堂区的神父不足，而且问题变得愈来愈关键性。因此，我怀着一个感恩、欣赏和期待的心去探访他们所属的教区，这是尤其重要的。我相信这感恩之心，已恰当地传递给春禄教区的杜文银主教，以及此行遇上的其他神职人员和教友。
行程中，我获安排入住主教府，它旁边是大修院，内有近400 名修生。当中一半来自春禄教区，其余来自其他9个教区。教区邀请我在清晨5时20分主持弥撒，又在下午向当地修生介绍香港教区及我们的各种福传项目。我祈求能够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播下种子，让他们日后辨别传教使命时能发挥作用。
在香港，我们深深地受惠于其他教区的传教士，当中一些地方的圣召已不再蓬勃。传教士来香港，因为他们钟爱中国人民及其文化。
目前，香港有超过200名神父，当中教区神父只有约60人，包括一些退休神父。我们必须诚实地问自己：为甚么需要依赖传教士，并且还需要依赖多久。教区要致力培育足够的本地神职人员，好能在合理程度上自给自足。因为传教士人数会减少、甚至可能再没有传教士。然而，能否有足够神职人员，是取决于我们的平信徒、特别是青年及其父母，有否这份迫切感、慷慨以至委身的承诺。
这份委身应源自我们对信仰和使命的个人承诺，而信仰和使命是我们从基督分享而来，透过基督徒代代相传，在众多困境中奋力地传承到今天。然而我们的委身，不应该建立在一种源于消费者心态的归属感上，那就是，要取决于教会对我来说有多好、或有多吸引，才决定是否要归属于它、又或投入多少。
与其去问教会能为我做什么，不如问自己能够为我的教会做什么。越南的基督徒懂得在共产政权下培养和庆祝信仰生活。这更多是关乎到如何怀着热切的信、望、爱德和创意，去接受和学习如何应对。
春禄教区有着蓬勃的圣召以外，儿童返圣堂的人数也令人惊叹。行程中我应邀主持儿童弥撒，该堂区便有近2,000名儿童。堂区神父用上几个月时间，去教导儿童在英语弥撒中的对答。我可以说，他们在整台弥撒中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这些孩子正为越南向世界开放做好准备。顺带一提，越南自今年1月31日开始，正式接受了首位常驻当地的宗座代表。
虽然国家安全法和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带来了转变和关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在香港仍享有宗教自由。有人用脚投票的同时，也有更多人因着各种原因而留下来。我们确实要去培育和庆祝我们的基督信仰，把这信仰传给后代，又与仍未曾欣赏它的人分享这信仰。
最后，如果香港要保持它的重要角色，本地教会和香港，便要为整个教会和国家，继续发展成为超级枢纽和桥梁。作为教会，我们希望仍然能够为这个普世及共议同行的教会的各项使命作出贡献，保持着价值。
——选自《公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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