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为宗座教会学院改革所作的手抄本如下：
伯多禄的牧职服务于整个教会，始终对地方教会及其牧者展现出兄弟般的关怀，使他们能够体验到上主作为其教会根基而建立的真理与恩宠的共融。
在不断努力使教宗与各国人民和教会更加亲近的过程中，被派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宗代表是其参照点。他们是这份关怀的守护者，这份关怀从中心延伸至边缘，使这些地方成为教会传教事业的参与者，并最终引导他们带着各自的需求、反思和渴望回归中心。即使在邪恶的阴影笼罩着一切行动，使之充满混乱和不信任的时刻，他们依然是“伯多禄继承人对教会和世界的警惕而清晰的目光”（教宗方济各，《致教宗代表会议与会者的讲话》，2016年9月17日）。他们蒙召使罗马主教的临在被感受到，成为“主教与全体信众合一的永久可见的原则与基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教会宪章》，23），并在被派遣到的国家开展牧灵活动，体现他们的司铎精神、人性品质和专业能力。
除了为各个教会服务，以司铎和福音为本的这些活动外，教宗外交官还肩负着在公共当局面前代表教宗的使命。他们的这方面工作体现了其固有的、独立的使节权的有效行使，这也是伯多禄职权的一部分，其行使应受到维护国际社会生活基本原则的尊重（参见《教会法典》，362条）。在我们这个时代，很明显，这种服务不再局限于那些教会长期以宣讲福音为基础的国家，而且还在教会是一个新兴和成长中的团体的地方，或在国际论坛上进行，在这些论坛上，伯多禄圣座通过其代表密切关注辩论，评估论点，并根据其特定的伦理和宗教层面，对涉及人类家庭的现在和未来的重大问题提出评估。
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外交官必须始终致力于扎实且持续的培育计划。仅仅掌握理论知识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培养一种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够理解国际关系的深层动态，并因其对日益主教会议化的教会所面临的愿望和困难的处理方式而受到尊重。只有通过仔细观察不断变化的现实并运用明智的辨别能力，才能判断事件的意义并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在这方面，诸如亲切关怀、认真倾听、见证、友爱态度和对话等品质至关重要。这些品质必须与谦逊和温柔相结合，以便司铎，尤其是教宗外交官，能够运用按善牧基督的肖像所领受的司铎职恩赐（参见玛窦福音 11:28-30；若望福音 10:11-18）。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这些都要求为那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教区的、经过精心挑选的司铎提供更符合时代需要的培训。这些司铎们已经接受了神圣科学的培训，并拥有初步的牧灵工作经验，正准备在圣座的外交部门履行他们的司铎使命。这不仅仅是提供高水平的学术和科学教育，更要确保他们的活动具有教会性，必然被召唤去接触我们世界的现实，“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技术领域正在发生迅速、持续和深远的变化”（《真理的喜乐》宗座宪章，前言，5）。
三百年来，这项特殊任务一直由宗座教会学院承担。该学院历经历史的沧桑，如今已被公认为“圣座的外交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司铎，他们通过在教宗代表处和国务处服务，将自己的圣召奉献于伯多禄的圣职。为了使学院能够更好地履行其成立的宗旨，并效仿我历任先贤的榜样，我决定更新其架构，并以具体形式批准作为本法案组成部分的新章程。
因此，我设立宗座教会学院，作为专门研究外交科学的学院，从而扩大了《真理的喜乐》宗座宪章（参见特别规范，70）所规定的类似机构的数量。该学院具有公共法人资格（参见《真理的喜乐》第 62 条第 3 款），将受适用于它的教会法的共同或特殊规范以及罗马教廷为其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其他规定的管辖（参见同上，《特殊规范》第 1 条第 1 款）。学院将根据圣座的授权（参见《真理的喜乐》第2条和第6条；《特别规范》第1条），授予外交学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学位。
学院将以目前外交学这一特定学科的培训和研究所需的最先进的形式开展工作，涵盖法律、历史、政治和经济学科，以及国际关系中使用的语言和相关研究领域。在此次更新中，应注意确保教学计划与教会纪律、罗马教廷的实践、地方教会的需求以及更广泛的福传工作、教会活动及其与文化和人类社会的关系紧密相关（参见同上第85条；《特别规范》第4条）。事实上，这些是宗座外交活动的额外组成部分，也是其运作、调解、克服障碍的能力，从而为保障所有信友的和平与宗教自由以及国家间的秩序，开辟具体的对话和谈判途径。
此外，我颁布法令，鉴于宗座教会学院作为专门培养教宗外交官的学术机构，并就其教育和研究项目而言，其在所有方面均是国务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国务卿的领导下运作，并特别隶属于国务卿（参见宗座宪章《宣讲福音》第52条第2款）。本宪章的规定具有立即、充分和稳定的效力，即使有任何相反的规定，即使是值得特别提及的规定。
于2025年，即我教宗任期第十三年，3月25日圣母领报节，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颁布。
——宗座新闻室网站英文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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