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代理部长路易斯·安东尼奥·塔格莱枢机向于6月26日至29日在
澳门圣若瑟大学举办的纪念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一百周年（1924-2024）国际学术会议《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上海会议）：历史与当代意义》发表视频讲话。
以下为塔格莱枢机讲话全文：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在你们聚集在一起进行为期几天的研究、对话和辨别，纪念1924年5月15日至6月12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天主教第一届教务会议（Primum Concilium Sinense）一百周年之际，我在罗马的传信部大楼，谨代表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向你们每一位表示问候。
上海教务会议是中国天主教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许多方面，它所关注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与今天仍然密切相关。请允许我分享以下四点：
1）上海教务会议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它把我们带回了教会使徒工作的真正源头和本质，也克服了殖民主义时期似乎普遍存在的误解。这种误解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它倾向于将基督信仰视为其他文明通过政治、社会或文化压力强加于人的宗教教义。这种误解成为传播福音的障碍，往往助长了对教会和传教士的不信任、敌意甚至仇恨。上海教务会议遵循了教宗本笃十五世在《夫至大》宗座劝谕的教导。文件中，教宗重申，基督信仰“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不陌生”。正如教宗方济各经常反复强调的那样，耶稣带来的自由和治愈是给每一个人的礼物。
上海教务会议表明，传播福音的使命与一种文明和一种文化无关，恰恰为此，它保护和促进各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财富。因此，上海教务会议的文件中呼吁向中国文化和社会性价值观开放。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对立的时代，一些领域助长了所谓的“文明冲突”。上海教务会议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文化传统不是封闭的、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开放的，可以相互接触和交流。
2）上海会议召开时，出席会议的主教均为来自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大会为由中国主教领导的完全中国化的天主教会的茁壮成长奠定了基础。即使是这一意图，也不是出于策略或人的算计，而是因为在世间朝圣的教会的奥迹。传播福音和每个人真正的使徒传教成果，总是诞生一个完全融入其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地方教会。但这种沉浸，这种教会在不同环境中的存在，绝不会使地方教会成为一个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现实。每个地方教会总是与其他地方教会和整个普世教会共融。
3) 上海会议也代表了同道偕行的实现，因着教宗方济各的训导，同道偕行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次被强烈地重新提出。在教宗比约十一世授意下主持召开首届中国教务会议的首任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将上海教务会议比作尼西亚大公会议，即“相距甚远的人聚集在了一起”。
同样，出席上海教务会议的神长们体会到，同道偕行不是教会生活中的次要层面，而是教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结构体制性因素。教宗方济各为罗马宗座传信大学和信仰通讯社联合主办的纪念上海教务会议百年大会发表的视频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神长们在上海的中国教务会议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众议精神的经验，一起做出了重大决定，圣神使他们聚集一堂，在他们中增进了和谐，将大家带上他们中许多人都从未想象过的道路，同时也克服了困惑和阻力。引导教会的圣神也是如此”。上海教区沈斌主教也专程来到罗马，于5月21日出席了在传大礼堂举行的纪念大会。
4) 我还要向刚恒毅枢机致敬，人性方面而言，作为首任驻华宗座代表，他堪称是上海教务会议的伟大领袖。
沿着利玛窦神父的足迹，刚枢机实施了《夫至大》计划。我们可以从这位具有创造力的先知性人物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教宗方济各在视频讲话中还强调，“在上海教务会议中，也得益于刚恒毅总主教的贡献，圣座与在中国的教会之间的共融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造福全体中国人民的果实”。我祈祷，愿在首届中国教务会议的光照下，你们能更清楚地看到我们与中国弟兄姐妹同行的道路，以便在我们共同见证耶稣基督信仰中，“结出……造福全体中国人民的果实”。
愿天主降福你们！
——文本来源“信仰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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