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中梵对话仍是敞开的。祈愿这种对话能在真理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这将会为教会和中国社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7月15日，教宗方济各任命沈斌（若瑟）为上海教区主教，将他从江苏省的海门教区调离。关于这项决定及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对话的可能发展，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接受了梵蒂冈媒体的采访。以下是访谈内容：
枢机阁下，圣座公布了教宗任命沈斌为上海主教的决定，而这位主教从海门教区调到上海已经有一段时日。现在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教宗方济各的举措意味着什么？
为解释所发生的事，我认为需要提到此事件的背景和境况。我们还记得，2022年10月22日，中国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又续约两年。大约一个月后，圣座不得不对余江主教彭卫照（若望）就任圣座不承认的江西教区辅理主教的消息表示震惊和遗憾。而且圣座既未被征询意见，也未被告知。至于上海的情况，圣座被告知由中国当局将海门主教沈斌（若瑟）调任的举措，但又一次没让圣座参与此事。之所以在对该情况公开作出评论之前要先花一些时间，是因为一方面需要仔细评估上海教区的牧灵状况。上海教区是圣座承认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主教，另一方面也考虑调任沈斌主教是否合适。沈斌主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牧人。
这两次调任都是在没有让圣座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进行方式似乎无视梵蒂冈与中方多年建立的对话与合作精神，这精神在协议中得到了体现。为了教区的最大益处及主教牧职的履行有成效，圣父教宗方济各还是决定修补在上海造成的这种不合乎教会法规的情况。教宗的用意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牧灵。这将使沈斌主教能更从容地工作，从而推动福传及促进教会共融。同时，我们希望在与当局有共识的情况下，他能促成一种公正且明智的解决之道，使教区内其它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例如两位辅理主教的身份，即至今受阻的马达钦（达陡），以及隐退的邢文之（若瑟）。
在尊重协议的保密性的前提下，您能告诉我们，《临时协议》对有关问题有何规定，或至少是否预料到类似的情况？
众所周知，《关于在中国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是双方于2018年9月22日签署的，有效期两年，之后两次续约，第一次于2020年，第二次于2022年。因为内文尚未最终通过，因此协议内容是保密的。其内容都是围绕着有关主教的决定达成共识的基本原则。一旦出现新的和不可预见的情况，我们就要本着坦诚和远见加以解决，更好地重新阅读文件内容，从那些引领起草协议的原则中受到启迪。因此，我们正透过与中方开诚布公的对话和相互尊重的交换意见，来设法澄清这一点。在相信众人的智慧和善意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得出积极的结论，有助于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这个行程。
您认为主教的单方面调任在中国还会再次发生吗？为什么在中国的主教任命应由双方同意？
首先，我要说的是，主教从一个教区调到另一个教区并不是教会法规上的异常现象。这样的措施属于教会在全世界治理的“有机”范畴，显然是牧灵上的需要，最终是为了人灵的益处。即使在中国，若在主教出缺的教区找不到适合的候选人，在更广的范围内寻找也是有益的。在这层意义上，圣座不反对在中国的主教调动。但如果是未取得共识就予以实行，那问题就会出现。我认为，协议的正确实施能避免这样的困境。因此，重要的是，我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中国的所有主教任命，包括调任在内，都应依照已商定好的、在有共识的情况下进行，积极保持双方对话的精神。我们必须共同防止甚至会在天主教会团体内部产生分歧和误解的不和谐局面，而协议的良好实施，以及真诚的对话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之一。
还有哪些议题重点在于双方要共同商议，为什么？
许多问题急待处理，因为在中国的教会有许多复杂情况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只提出三个：主教团、中国主教与教宗的沟通，以及福传。首先，圣座渴望看到主教们在领导中国教会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为此，需要尽早确认一个拥有适合其教会性质和牧灵使命章程的主教团。在此背景下，务必在中国主教与罗马主教之间建立定期的沟通，这对实际有效的共融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要知道这一切都属于天主教会的结构和教义，对此中国当局一向表示无意加以干扰。事实上，需要指出的是，过多的猜疑减缓并阻碍福传工作：中国天主教徒，包括那些所称的“地下”信徒应受到信任，因为他们真诚地希望成为忠诚的公民，而且希望自己的良知和信仰受到尊重。为使福音传播，以其圆满的恩宠和爱在中国和为了中国结出好果实，为使耶稣基督“在中国人中成为中国人”，需要克服对天主教信仰的不信任。因为天主教并不是一个与这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对立，也不是一个外来的宗教。当这一愿望成为现实时，我们将感到无比喜悦。我坦言，我每天都在为这个意向向天主祈祷。
您如何看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未来的对话？
首先我愿说明，如果我接受这次访谈，那是因为天主教徒，不仅是在中国的天主教徒都享有适当地获得信息的权力。事实上，我收到许多来自不同的教会团体和对这议题真诚感兴趣的人士的要求。因此，我希望我的话语在这层意义上能提供一些帮助，有助于澄清和消除困难。实际上，梵蒂冈方面与中方的对话仍是敞开的，我相信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存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这种对话在真理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将会为教会和中国社会结出丰硕的果实。为使对话更加流畅和富有成效，我认为圣座在中国开设一个常设联络处极为有益。请允许我进一步说，我认为这种临在不仅能有利于与民政当局的对话，也能有助于中国教会内部的完全和解，以及她朝向所渴望的正常化道路。
身为天主教会，从福音受到启迪，而非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她对各民族及其人性、精神和物质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所有正直的人有目共睹的。正如本笃十五世教宗在1919年11月30日的《夫至大》牧函中所强调的：“天主的教会是至公的，对任何民族或国家都不是外来的。”我也愿意强调，天主教会仍有许多可给予中国，中国也有许多可给予天主教会。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签署了一项堪称为历史性的协议，但它需要尽可能全面和正确地加以落实。今天，在这落实协议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善意、共识与合作。这些使我们得以签署了这具有远见的协议！圣座决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好使这一行程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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