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教新闻】| 帕罗林出席上海教务会议百年纪念大会:服从教宗无损爱国

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上海教务会议百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致词,称赞刚恒毅总主教的重大贡献。枢机在会议间隙重申,希望主教任命协议得以续签。上海主教沈斌也在会上以“立足中国、继往开来、开拓福传新局面”为题发表演讲。

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5月21日,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上海教务会议百年纪念大会的致词中,提到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总主教这句仍合乎时宜的名言:“教宗是世界上所有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无论他属于哪个国家。服从教宗不但无损爱自己的国家,而且能纯正并激发它”。

帕罗林枢机指出,刚恒毅总主教100多年前就论述了教宗与全世界天主教徒之间的合一,阐明“这种共融是信仰不受外部政治利益影响的最佳保障,也是牢牢扎根于当地文化和社会的最佳保障”。刚总主教是中国教务会议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而那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天主教教务会议。

良好信徒和良好公民

帕罗林枢机表示,刚恒毅总主教早在100年前就已表明:“教宗愿意中国天主教徒爱自己的国家并成为良好公民。教宗是天主的代表,他爱所有国家,犹如天主爱所有国家;教宗也爱你们高贵而伟大的中国,不将她放在任何其它国家之后。”

上海教务会议对于今日的重要价值

回顾历史,帕罗林枢机指出,尽管上海教务会议属于“特别会议的范畴”,但毫无疑问,“它具有更广泛的教会意义”。事实上,“那次的中国会议为许多其它传教国家成为模范,这些国家以中国会议为榜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为召开各自的全国会议作了准备”。

帕罗林枢机认为,那次会议“对当今教会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在教宗方济各的邀请下,教会致力于对同道偕行进行反思”,让天主子民“成为教会生活有责任心的人和主角”。上海教务会议的神长们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正如宗座代表刚恒毅所说的那样:“我们就像建造主教座堂的卑微工人,设计是建筑师提供的,但每个人都为这一伟大的建筑添砖加瓦。对我们来说,建筑师就是教宗。工人离开了,但主教座堂还在。”

从“外来传教”到“传教的教会”

刚恒毅总主教的这些思想是在既有积极一面,又呈现不平衡的情况中形成的。帕罗林枢机指出,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几乎只有外国神职人员”,而且“一些传教界人士倾向由西方列强建立的保教权,以及由此确定的牧灵方式”。有鉴于此,刚总主教在本笃十五世《夫至大》宗座牧函的启发下,塑造了自己的传教和外交“策略”,决意召开一次在中国教会的教务会议。

帕罗林枢机强调,从刚恒毅的观点来看,将“外来传教”的概念转变为“传教的教会”这一概念的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需要“促进本地神职人员的发展”。出于这个意念,“他支持在 1926 年为首批6位中国主教祝圣,并以同样的目的在次年成立了主徒会”。

续签协议和固定性临在

刚恒毅总主教留下的遗产如今仍可看到, 2018年至今,透过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彼此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加强。帕罗林枢机在会议间隙说,“我们都关心协议得以续签,而且有些方面能有所进展”。枢机也表示,希望能“在中国有一种固定性的临在”。他说:“即使最初能不以宗座代表及圣座使馆的形式,但无论如何会增加且加深我们的接触。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一个本地化的教会

上海教区主教沈斌在发言中保证,将“不断把中国教会建设成一个合乎天主圣意,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为当今中国社会喜悦的圣而公教会”。他提出天主教会在中国临在的4点深思,其中的第一点就是“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忠于基督福音”,即忠于“大公信仰”。

他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会在不断努力适应新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始终忠于自己的大公信仰。中国政府实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没有兴趣去改变天主教信仰,只希望天主教的神长教友站在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

历史上的问题

沈斌主教也提到,“一些传教士具有强烈的欧洲文化优越感”,他们“甚至抱着利用基督宗教改变中国社会文化的意图”。这样做,“必然遭到很多中国人的抵制以至于厌恶”,从而“妨碍了爱的福音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更大传播”。

中国化进程

这位上海主教表示,今天中国人民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天主教会“必须与之相向而行,走一条与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的中国化道路”。他号召中国的神长教友“爱国爱教,把教会的发展与人民大众的福祉紧密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沈斌主教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话,表示“做一个好基督徒不但与做一个好公民不相悖,而且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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